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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萬分之一的錯誤,對當事人來說,就是百分之百的災難。”【70年70部優秀政法題材影視作品】

來源: 中國長安網

“公正公平還于老百姓,這是常識,它們本應該是老百姓應該得的。按理說我們應該去吳西江家道歉,而不是讓人家來送匾,我們法院不是衙門,這不應該發生在法治時代。”

 

一位法官,這樣看待被“平冤”后的百姓家人,送來的牌匾。這是世紀之初,電視劇《大法官》中的經典一幕。

 

“萬分之一的錯誤,對一個當事人來說,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災難。”

 

“決定一個人該不該槍斃,這事不該吹毛求疵?為了我們的孩子在討論一個人的生死,這事不該吹毛求疵?往大了說,真就關系到一個國家法律未來是否公正,不該吹毛求疵?”

 

 

這是2014年的電影《十二公民》中,令觀眾印象最深刻的兩處對白。

 

法庭是善惡對決的最終戰場,法官、檢察官是守護正義的決勝力量。這樣飽含張力的情景,政法題材怎能錯過?

 

9月20日,由中央政法委和中央政法各單位聯合主辦,“70年70部優秀政法題材影視作品”推薦結果在京揭曉。其中,多部獲獎作品都將鏡頭,對準了法庭內外的法官、檢察官群體。

 

“這些作品成功塑造了一個個可敬可親的政法英雄形象,生動展示了政法機關打擊犯罪、保護人民、維護正義的初心使命,熱情謳歌了政法干警不辭辛勞、不畏艱險、不怕犧牲的英雄本色,以其鮮明的時代特色,散發出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,感動了無數觀眾,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”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雷東生,在會上發表講話。

 

無論是庭審激辯的唇槍舌劍,還是人生百態的煙火家常,都凸顯一個主題:法治至上

 

“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”

 

1937年10月,在全面抗戰之際,延安發生了一起“特殊”的案件:

 

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而槍殺女青年案件。紅軍法官要審判紅軍將領,簡陋的邊區法院從未經歷如此大案。面對國內外的輿論,面對憤怒的學生百姓,面對老紅軍的請求,法官雷經天該如何抉擇?

 

這就是2014年上映電影《黃克功案件》所講述的故事。

 

 

這是艱難的抉擇,但影片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。

 

不管在如何兵荒馬亂的年代中,在如何青黃不接的時局里,在如何人心惶惶的情況下,法律都是存在的,是必須遵從的。”

 

《黃克功案件》的編劇王興東,在推介會現場表示,這部電影是用歷史說話。

 

說的什么話?“中國共產黨早在70多年前,就是講’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’的。”

 

(圖:70年70部優秀政法題材影視作品評選結果推介會上,編劇王興東接受采訪。)

 

時代背景在變,觀眾審美在變,但這8個字沒有變。

 

2013年,一部以大案庭審為題材的國產電影,席卷1.8億票房,這就是孫紅雷與郭富城上演“對手戲”的《全民目擊》。它不僅有足夠扣人心懸的懸疑劇情,還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時代切口:因藥家鑫案、李某某強奸案而泛起的輿論爭議,猶言在耳,審判“富二代”的《全民目擊》成為了屏幕上典型性的司法寓言。

 

知名富豪林泰即將與明星女友結婚,但女友卻慘遭殺害。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林泰的獨生女林萌萌。在庭審中,林泰的司機、林泰本人卻先后自認“真兇”,讓案件事實撲朔迷離。在公訴檢察官童濤的抽絲剝繭下,真相最終得以還原。

 

有人說,童濤是熒幕中的“最帥檢察官”。這種“帥”,絕不止來自郭富城本身,更來自童濤調查案件的細密與執著,抗住了輿論與當事人身份帶來的壓力。

 

有人說,這部電影在當時,“基本代表了中國懸疑片的最高水平。”這種稱贊,不僅僅指藝術手法上的羅生門式結構、多視角講述、層層推進,也因為電影自身已成為一堂法治公開課。

 

你是司機也好,是富豪也罷,無論內心經過怎樣的掙扎,需要怎樣的救贖,《全民目擊》最終讓人看到的,只是—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。

 

這是這部電影脫穎而出的真諦:無論何等阻力,也不能阻止法律穿透真相,直抵人心。

 

“疑罪從無”照進現實

 

70年法治路波瀾壯闊,70年并不總是坦途。

 

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曾經走過彎路,但從一部部影視作品中,我們能夠窺見時代的發展、理念的進步。

 

“國產法律題材的經典之作,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融入現代法治理念和疑罪從無觀念的作品。”這是豆瓣用戶對電視劇《大法官》的評價。彼時,還是世紀之交。

 

 

時代車輪滾滾向前,對于法治中國來說,2014年是個難忘的年份。金秋十月,一句話伴隨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的消息,宣告了中國的決心: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,是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、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。”

 

這一年,一部電影成為了法治的一個腳注。翻拍電影《十二公民》,描繪了前行道路上復雜的法治肌理。某高校模擬法庭上,正就不久前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展開辯論。案件的嫌疑人是某房地產商養子,其生父卻是外來務工人員。案發當晚,有人聽到“富二代”和生父發生激烈爭吵,隨后生父在家中被人殺害。模擬法庭之外,學生們的父親作為“陪審團”觀摩了整個過程。這12名“陪審員”將在休庭后,通過討論達成一致,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。

 

這個案件“事實清楚,證據充分”,任誰都覺得就是“富二代”殺了人,還有什么好辯論的?

 

但,只有何冰飾演的8號家長表示反對。在這位并未表明身份的檢察官帶領下,這十二位公民逐漸克服了心中的成見。摘下偏見的眼鏡后,證據中的漏洞被一一發現。于是,投票結果從11:1變成了0:12,被告人無罪。

 

雖然模擬了一個西方法庭的小環境,但電影并不簡單照搬西方理念:貧富、階層、本地人與外地人、女學生與“干爹”……種種中國語境引入得很自然,而最終讓12名家長確信那個“富二代”無罪的,不是動動嘴皮、煽煽情緒,而是精確到秒的證據,和鍥而不舍的專業精神。

 

《十二公民》中,那些“裁判者”的暴跳如雷、奚落戲謔、搖擺不定,展示了錯案為何曾經不可避免,更展示了為何法治的形象,是一具需要精密校準的天平。在中國法治建設的路上,“不冤枉一個好人,不放過一個壞人”正在通過改革,逐步深入人心,成為國人法治觀念的底色。

 

“逆轉裁判”之所以出現,是源于一位檢察官激發的責任感。《十二公民》中,這種司法工作者的應有素質,正是我們相信法治的原因。

 

有觀眾這樣評論:“我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平心靜氣地看這部電影。”

 

信仰的力量如“燃燈者”

 

政法題材影視作品,并不都是以“戲劇性”取勝,有些作品瑣細卻動人,潤物細無聲。

 

比如電影《鄒碧華》。

 

鄒碧華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法官,他為了自己的事業鞠躬盡瘁,“敢啃硬骨頭,甘當燃燈者”。《鄒碧華》卻不是一部刻板的主旋律電影。曾有觀影者,留下了這樣的評價:“看到法學院的校園和操場,法庭、法袍以及堆在桌上厚厚的卷宗,這些事物里,有太多過往的記憶和熟悉的情分。曾經,對于它們幾乎熟視無睹,在分離很久之后再見,卻猶如見到初戀。”

 

這種精確的感染力,這種緊緊貼附在理想之上的血肉,只源于一種情感:因為信仰。

 

 

因為信仰,鄒碧華主持了一場“刀刃向內”的改革。往大處說,這場改革誓言消滅“立案難”、攻堅“執行難”,對法律監督格局進行重塑,滿滿都是司法機關“自我加碼”;往小處說,它的推動者,卻可能因為缺乏入額需要的辦案量,而在“重新洗牌”的員額制改革面前“自毀前程”。卸下職務身份,鄒碧華也有自己的迷惑與彷徨。

 

但也因為信仰,鄒碧華選擇成為“燃燈者”。

 

這樣的人物,還有很多。比如河南省靈寶市人民檢察院全國模范檢察官白潔,2007年,白潔的事跡被拍成電影《女檢察官》。

 

人性辦案、寬嚴相濟,身患重病卻忘我工作,家庭困難卻資助他人上學……在推介會現場,扮演白潔的女演員李歌,在劇外也與她成為了好友。李歌送給白潔一條圍巾,叮囑她“不僅要愛工作,也要愛自己。”

 

法治至上,信仰先行。

 

中國最基層法官故事的電視劇《小鎮大法官》,根據福建南平市延平區法院少年法庭庭長詹紅荔事跡改編的電影《南平紅荔》,國內首部以生態環境保護檢察工作為主題的院線電影《我是檢察官》……這些作品,都用聲色影像記錄了中國法治的一個個足跡,用個性鮮明的形象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經典表達。

 

圖:鄔君梅主演的電影《南平紅荔》劇照。)

 

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,政法事業始終與黨和國家事業共命運、同進步,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,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,政法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、取得歷史性成就,為維護政治安全、社會安定、人民安寧作出了突出貢獻。”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雷東生在講話中說,“今天,重溫這些永不褪色的藝術經典,回顧政法事業不平凡的光輝歷程,應當感謝為之付出心血的藝術工作者,感激為平安中國歲月靜好負重前行的政法英雄,感恩偉大祖國、偉大時代。”

 

有懸念,有溫情,也有思索;有大案要案,有人命關天,也有田間地頭。

 

70年來,一部部反映法官、檢察官群像的作品,既提醒著我們時代的發展進步,也提醒著我們何謂初心。

 

正如電視劇《小鎮大法官》,有人說,這樣家長里短的法官,“卑微”而瑣碎,是不是符合我們今天的法官形象?長安君說,正襟危坐、專業冷靜的是好法官,身負國徽、穿行人海的同樣是好法官,如果說前者代表了法治進步的縮影,那么后者則映射出它不變的底色。70多年前,沒有法庭、沒有法槌、沒有法袍,法官馬錫五用最簡陋的方式,贏得了群眾對于法律的最初信任。這是初心的起點。使命的傳承,它提醒我們,要讓人民把法律當成天,法律必須先把人民當成天。

 

愿法治至上的故事,永遠傳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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